地图告诉我们，雅库特与哈巴罗夫斯克相距1600公里，根本不在远东，更谈不上”威胁边境安全“.

　　中国人受迫害最多的地区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仅在赤塔被捕的中国人就有1500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568人）在审讯过程中被拷打致死。阿穆尔州被捕的中国人为1350人。据有关资料记载，在远东被关进集中营的中国人1939年是1794人，1945年857人，1950年1135人，1951年1109人，直到50年代部分幸存者才得以被提前释放和遣返中国。仅1956年3月从哈巴罗夫斯克强制劳动集中营遣送回国的中国人就有290人。1937年在远东的中国移民有24589人，很多人在1937_1938年被强行遣返新疆，到1939年仅剩5500人（《在西伯利亚的中国移民和苏联政治迫害》，克拉斯诺亚尔斯尔克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编着，2010年）。

　　信中还说：科罗利克和警察摧毁了他们的土窑，没收了全部财产。”我们当时都是孩子，瞠目结舌地看着红军和警察拆毁土窑，把中国人赶出来，高中学校怎么样，把东西装上马车拉走。看着红军和警察深夜里把中国人从被窝里拉出来，只穿内衣，双手被绑起来。警察却兴高采烈地喝着没收来的酒。到早晨，所有被逮捕的中国人被带到军队驻地，设岗看守，随后又都在一夜之间消失，不知去向“.

　　所谓”越境分子“,主要指日寇占领中国东北后被迫越境进入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中国抗日游击队队员。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大约有几千名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指战员，为了逃避侵华日军的清剿，河间中职，进入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被迫当伐木工人或煤矿矿工。№00693令要求立即逮捕所有越境者，或交军事法庭审判，或关入监狱或集中营。1936_1937年夏在哈卡斯自治州当伐木工或矿工的前中国游击队员均被打成间谍而被逮捕。

　　《熊与龙__俄罗斯和中国在20世纪的友好与敌视、合作与竞争》注3一书作者弗拉基米尔巴图罗夫这样写道：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伊始，莫斯科就做出了实质上的犯罪决定。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所谓远东日本间谍活动的长篇文章，实际上发出了迫害旅苏中国人、”哈尔滨人“注4和朝鲜人的信号。而”日本间谍嫌疑“逮捕浪潮却是从远离苏中边界数百公里的内地开始的。

　　20年代对中国人的迫害还延伸到对旅居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迫害，大多数被打成“中国托派分子”.例如，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院1937年12月3日判处广州人Чжан_Вен_Зун（张文忠），1926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列宁格勒州“红色东方”集体农庄主席死刑并执行枪决。同年被捕并于次年被枪决的中文报《工人之路》主编ЧжоуДавэнь（周达文，俄文名Чугунов）。就连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也未能幸免。

　　例如，2004年在《雅库特报》（《Якутия》）上曾发表列昂尼德阿法纳西耶维奇拉奇科夫（ЛеонидАфанасьевичЛачков），一位上了年纪的俄罗斯人的信，信中写道：”行动定于1937年7月25日20点。参加行动的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警察部队。由苏联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卡鲁谢林（И。Каруселин）和地方警察局长科罗利克（ГА。Королик）统一领导。“

　　就在1937年8月21日苏中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当天，一份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联名签署的苏联人民委员部和联共（布）中央”绝密“决议开始生效。决议的内容是制止在苏联远东的”日本间谍行动“,把边界地区的朝鲜人统统迁到南哈萨克斯坦州、咸海地区、巴尔哈什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同时驱赶中国人。整个行动由新任远东边疆区内务局局长柳什科夫（Г。С。Люшков）负责执行，为此他获得苏联政府最高奖章。当时远东边疆区有多少中国人数目不详，但1926年的人口普查表明，那里有7万中国人。即使从1926年到1937年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人有所减少，但怎么也不会低于5万。而到30年代末，对中国移民的大规模迫害导致中国人群体在苏联居民中几乎完全消失。

　　呜呼，”菜农“!在遥远雅库特的中国菜农岂能当上日本间谍？！

　　这封信还说，许多中国人擅长蔬菜种植。有幸获得苏联国籍的中国人，其劳动手册上的职业栏都写着”菜农“.

　　在1937年的迫害浪潮中，西伯利亚的所有中国人无一幸免。这年10月23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00693命令，好的大专学校，要求逮捕所有越境分子，不论其动机和处境如何。同年12月22日又下达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要求远东地区”立即逮捕有挑衅行为和恐怖意向的所有中国人“.1938年1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把”镇压“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间谍破坏“行动延长到1938年4月15日。

　　按照这一指示，1938年6_7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艾戈尔舍尔德（Эгершельд）车站，7130名中国人分乘5列火车被强行迁走，前4列车（分别为1379人、1637人、1613人和1560人）遣返新疆，第五列车开往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1939年9_12月又有227名从监狱中释放的中国人被迁往哈萨克斯坦（见”政治迫害与旅苏中国人“<”ПолитическиерепрессииикитайцывСССР“>,作者ДацышенВладимирГригорьевич，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历史教研室主任）。

　　关于被驱赶的中国人范围，在1938年6月3日叶若夫注5给柳什科夫注6的指示电中明文规定如下：”一、既无苏联护照，又无中国护照，但声称自己是中国人的人，统统遣送新疆，到中国领事馆领取中国护照；二、中国人的苏联妻子随同丈夫一道遣送新疆，她们必须声明放弃苏联国籍；三、持有苏联护照的中国男人的中国妻子，随其丈夫一道遣送哈萨克斯坦；四、中国人的妻子属于特殊移民者，可不予遣送；五、遣送新疆的指定车站是阿亚古兹车站，经瓦赫特检查站哨卡放行；六、开往哈萨克斯坦列车的指定车站由列登斯（当时内务部负责人之一）另行通知；七、首批遣送费用从现有款项中借支，专款将于近日拨付。“

　　1937年12月22日叶若夫给柳什科夫发过如下绝密电报：”所有中国人，不论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向者，立即逮捕，不得有误“.而”挑衅行为“和”恐怖意向“是个可以被随意解释的概念，这就为契卡人员的为所欲为大开了绿灯。次日即12月23日，叶若夫补充发电报如下：”同时在边疆区开展拆除所有中国人和其他人的窝点。仔细搜查。窝主和被窝藏人员一律逮捕。对其进行侦查。被揭露犯有反苏、间谍、走私罪和刑事罪的已获苏联国籍的中国人的案件，交由三人小组审理，并对一类和二类犯人实行惩治……禁止其在远东边疆区、赤塔州和伊尔库茨克州居住。“ (责任编辑：陈冬梅)

　　中国学者和留学生也因为对某些左倾观点持批判态度而被称为“尾巴主义者”或者“沙俄走狗”.1937_1938年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东方研究中心工作的所有中国学者都受到政治迫害。被枪决的人中有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副教授ФуМин（傅明），被捕的有ГоШаотан（郭少堂，俄文名КрымовА。Г。）。一份调查报告证实，“在被迫害者当中有ДунИсян（董一祥）、МаЮаньшэн（马云生）、ЧжоуДавэнь（周达文）、ЧэньЮй（陈玉）、ЮйСюсун（于秀松）、ЮСинчао（于新超）、ХуСяо（胡晓）等，其中只有МаЮаньшэн（马云生）和ЧэньЮй（陈玉）得以逃脱死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民族殖民问题科学研究院留学生名单中有被宣布为日本特务的北满党支部书记МаИн（马英，又名马玉清<МаЮцин>）、研究生ЧэньВэйи（陈唯一）等。